长城配资 李大钊就义时，还有19位烈士也一同牺牲，他们是谁呢？
1927年4月的倒春寒还未退去，京师第一监狱的青砖墙外杂草低伏，凌晨五点，狱卒提灯而过的脚步声格外刺耳。就是在这样一个灰暗的早晨，李大钊与19位同志被拉出了号房，从此与尘世诀别。人们往往只记住38岁便殉道的“北李”，却忽略了那19支同样燃到尽头的火炬。若将视线移开主角，另一幅群像便逐渐浮现，拼凑出一张北方革命地下网络的血色地图。
先看谭祖尧。四川江津白沙镇走出的美术青年，在北方区委里干的是外围联络，手头最常握的不是画笔，而是一份份密码电报。4月6日清晨，东交民巷刚响起枪声，他赶来通风报信，结果与李大钊同陷囹圄。年仅25岁的他，在刑场上只说了七个字：“请替我画一面旗！”绳索落下，这句话却留在人间。
李大钊学生辈里，谢伯俞是公认的“笔杆子”，北师大同学记得他写大字时一挥而就。曾在湖南驱张运动里慷慨激昂的他，此刻面对刑讯仍旧口若悬河，据看守回忆：“这张嘴比钢刀还硬。”4月30日，他被单独押赴刑台，年方22，青衿染血。
与谢伯俞同乡的姚彦，同样把青春扎进了北方区委的地下电台。北京中国大学毕业的他会三国语言，帮李大钊翻译了不少苏联资料。有人劝他南下避风头，他反问一句：“让情报断线，算哪门子的同志？”28日上午，他被带离监号，走出高墙时才24岁。
海南万宁的莫同荣曾在北大旁听，“琼崖后生也学胡适之”的玩笑话他听了不知多少遍。可这位33岁的理科才子最终没写出论文，却用生命在京师监狱的土墙上刻下“南海尚有波涛在”八字。字迹深深浅浅，像浪花拍岸，至今仍在。
河北高阳三杰之一的杨景山，人称“高阳老二”。他给工友发传单时常把口袋装得鼓鼓囊囊，笑称“揣满了火”。4月28日，绞架已备妥，行刑兵问他：“还有什么话？”他摇头：“多说无益，替我系紧。”年仅24岁，肩膀却扛过北方区委最沉的组织档案。
留法归来的谢承常，曾在里昂学医，看惯了手术台上的生死，回国后却把自己递交给另一场“手术”。临刑前他对身旁的李大钊轻声一句：“总得有人垫基石。”对话短暂，铁链作响掩去余音，他26岁的心脏随之停止。
郑培明是山东日照人，算盘珠子打得飞快。外界知道他是会计，却少有人晓得他掌管北方交通线。被捕那日，奉军士兵在他随身布包里只翻出一把零散铜板，真正的译电密码早被他嚼碎吞下。28日上刑，他挺直身板，仿佛还在核对账簿。
长沙东乡出身的邓文辉，从五卅运动到三一八惨案，前排总能找到他高举的旗帜。北京街头那个口号嘶哑的青年，如今只剩沉默。行刑时，他的手心依旧攥紧，只是再无旗。
张挹兰是唯一的女性。醴陵家乡的瓷器花面细腻，她的性格却像烧制时的火一样凶猛。被捕时，她正在《妇女之友》社排版，“把最后一行铅字放好，我就走。”面对威逼，34岁的她一笑置之，临终甩下发簪，赠给同狱少年：“别让恐惧长大。”
至于吴平地，当年江津老乡聂荣臻曾戏称他“北平最安静的师范生”。安静的人发怒往往最烈。狱中拷问，他手指被轧棍扭曲，却只淡淡一句：“断了还能写。”4月28日，他和挚友们一起步向同一根木桩，24岁的面孔在灰雾里毫不颤抖。
其余同志或任工会干事，或办报纸鼓与呼，或潜身密函递送。范鸿劼、路友于、李昆、阎振三、英华、陶永立……每一人背后都有一条脉络，把工农运动、学生风潮、国共合作串成网络。张作霖的特务档案里，这20个名字被统一标注为“极端危险”，执行方式一律“立绞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北平的警备司令部打算把刑期一再拖延，用以搜罗情报。却不曾料到，4月下旬英、日驻华公使联名要求“速办”。外部压力、内部恐慌交织，绞刑令遂仓促拍板。有人说，这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短暂结盟的产物；也有人说，这是李大钊一生反帝的注脚，死法本身即控诉。
20根绳索并排悬挂，监狱后墙那株老槐树，枝桠在晨风里摇得厉害。行刑结束后，警察用木牌匆匆标号，遗体被草草装殓。没有挽联，没有号角，只有城西荒地上吹过的尘沙。可就在三天后，北平各校悼念会蜂拥而起，数万学生黑纱臂章游行，哭声震动琉璃厂。从此，“四·二八”成了北方革命者最深的心事。
细算起来，这20位烈士平均年龄不足28岁，最小的22岁，最大的不过33岁。他们来自四川的丘陵、海南的海岸、湖南的群山，也来自河北的平原、京师的学宫。不同的口音汇成同一种誓言，最终都在清晨的那阵风里归于无声。后世若只记得李大钊，似乎亏欠了那些与他并肩赴死的青年。春寒容易化雪，却难消血迹；一行短短名字，背后是跨省的星火与未完的书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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